支那的自由

春秋晚期以来，支那就已经丧失了自由，不过，在三四个朝代，即汉代、明代、清代、民国还能看到县以下的自治。例如汉朝的“里”（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行政村”）和古雅典那100多个行政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战国时三晋和秦国的农村却完全不是这样，那是一种国家政权完全控制农村的局面。宋元作为两个非常专制的朝代，地主和农民之间关系变得很恶劣，读读看朱元璋写的文章，元朝是支那历代农村中阶级矛盾最尖锐的朝代，比农奴制盛行的唐代要尖锐的多。
专制制度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元代那种制度所造就弊病的最典型时代。汉代、明代、清代无疑都是腐朽不堪的朝代。自从汉武帝以后，除了胡人建立的王朝（不包括金朝、元朝和清朝）和唐代以外，支那没有哪个王朝不是很腐朽的，这些王朝连区区数百人的贼寇都对付不了，汉武帝以后的朝代几乎只是一群太监、外戚和佞臣在行政舞台上替自己捞取私利，毫不关心人民的死活。但是汉代、明代、清代由于农村中还存在自治权，就导致了整个国家的腐朽和范围极为有限的互助精神，那几个朝代虽然人与人之间基本上是极端冷漠的，但同一个县内的一些人多少还有一点互助精神，例如绿林赤眉之乱的时候地主就带着农民建立坞堡自卫，后来黄巾之乱和五胡乱华的时候也存在相似的情形。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也有类似的情形，清军本身是腐败不堪的，实际上是清朝朝廷特别腐败，但是三元里抗英的主力——由当地地主绅士指挥的民团和太平天国中由江浙绅士指挥的民团倒是挺有战斗力。

历史经验表明，阶级压迫最深的地方不一定是最容易崩溃的地方。汉朝、清朝这种政权本身当然是极端腐朽的，但只要地主还有政治权力，还在统治农民，遇到危机的时候地主和农民就能结合到一起，共同抵抗危机。就好比法国大革命中发生暴乱的省份——旺代省恰恰是这种地主和农民还结合在一起的省份，在别的地主逃离农村的省份，农民都是特别支持革命的。唐朝发生安史之乱的时候，农民还自发组织起来帮助官兵剿匪，不要忘记唐朝还是一个实行农奴制的朝代。朱元璋时代的地主由于几乎完全丧失了政治权力，他们只依靠地租生存，于是他们对农民的态度就特别恶劣，完全不顾农民的死活，当他们发现佃农对他们已经没有经济价值的时候，就把佃农赶走。这种地主和佃农完全分离的局面，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危害最大的农民暴乱之一，而且，元朝也成了唯一各个被农民暴乱推翻的朝代。支那人当然比别的民族更缺乏互助精神，更加不关心自己同胞的命运，但是像元朝这样由于特别缺乏互助精神而特别短命的朝代，也就是在危机发生的时候特别没有人愿意支援的王朝，还仅仅是这个最为专制的朝代一个，支那历史上还没有过别的朝代是由于这种方式被推翻的。除了秦代的灭亡方式大概可以和元朝比拟一下。秦代早就有人提出中央集权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秦王朝一但遇到危机将得不到周代那样的这路诸侯的局面，政府必须独自处里危机，不过这些人最后差不多都被扔到坑里活埋了。西汉政权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农村的自治力量还自筑坞堡的话，西汉的灭亡方式几乎和元朝一模一样，好在最后刘秀这种地主还帮助汉朝挺过来了。

30年来，支那以一个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的面目出现，其后果将会如何

30年来，支那以一个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的面目出现，并且变得极度辉煌。但是这个社会中依然是看不到伟大的人民的。
我觉得，支那在外部变得越来越强大（比如支那不断干涉外国事务）、内部越来越辉煌的同时，支那也变得越来越腐朽。支那人的政治哲学长期以来有一些很慌谬的误区，这些误区导致支那人总是关注外部的变化，而很少关心内部的变化，甚至他们的哲学当中根本不知道“内部”两字为何物。
战国以来，支那的哲学几乎是停滞不前的，程朱理学和王阳明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形，在马克思主义在支那传播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没有改变支那哲学的弊病，更不用说在现在这个马克思主义在支那极度衰弱的时代了。
因此，导致支那灭亡的根本原因，不会在于外部的原因（美日对支开战、西藏独立等等），而是在于内部的原因。
支那的辉煌很快就会成为过去时。文革虽然是场在灾难，但文革至少还有现今支那人（特别是80后）难以想象的某些畸形的政治自由。当这场政治风暴结束的时候，支那人——不论是国民还是政府，都把他们所有的热情投入到了发财致富的事业中去，因而他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创造了令世人难以想的巨大财富，也可以这么说，支那人把他们在文革中的一切政治热情，全都转化成了改革开放前20年里的发财热情。
但是，把人民的热情引向发财致富，会导致一个危险的后果，特别是对于中央集权的国家而言。一但政府无法满足人民发财的欲望，政府本身便很有可能成为被攻击的对象。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原因之一，恰恰是当年经济的停滞。工业化时代周期性的经济萧条本来是常见的现象，难道通过攻击政府就可以消除经济的停滞吗？一个热爱财富，但是毫无自由爱好的民族，是容易做出这样冲动的事情来的。瓮安事件是个性质与此相同的事件，同理陇南发生的事件也是由于对于财富的欲望得不到满足而发生的。
政府喜欢称自己为父母官，认为自己必须领导支那，并且搬出什么“三个代表”，似乎党就是支那，党可以代表支那的一切。好吧，父母无法满足孩子愿望的时候，孩子会大吵大闹、誓不罢休，政府无法满足人民的愿望，则危险性更大，因为人的热情一但被别有用心的人煽动起来，就很难再回到平静的状态。父母要满足孩子的愿望还算容易，政府碰到自身的危机，例如财政危机的时候，要想满足人民的愿望就变得十分不易了。89年的事件不是大家还记忆犹新吗？
一方面，失业率居高不下、腐败和特权横行，生活困苦的人天天从海珠桥上要往下跳，另一方面，政府却以自己每年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十几的增长率沾沾自喜，这样的社会，是绝对不会和谐或者稳定的。1814年路易十八登上法国王位的时候，法国才真正开始了工业革命，到1848年革命的时候，34年里法国的GDP翻了3倍都不止，如此辉煌的成绩，我们不经要问，为什么1830年7月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1848年2月革命又推翻了7月王朝，并且仅仅在2月革命以后不到半年里又发生了6月起义呢？这样的历史教训千万不要忘记。我这样讲不仅仅是提醒支那人，也是在提醒世界上一切类似于支那的社会。支那当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一个阶段性高峰，就像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在这个阶段社会财富无疑会大大增加，但是这并不表示不会发生革命。人总是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当人人都贫困的时候，人们只能认为贫困是社会体制的自然结果，但是当一部份人极为富有，另一些人很贫困的时候，他们便认为贫困是社会不公平的后果。
在工业大发展的年代里，还有一桩不能忘记的事情，工业发展不仅仅是依靠资金和人力，更要依靠智慧。只有伟大的科学天才才能不断地推动一次又一次的产业革命，在支那这样学术腐败横行的社会里，是难以产生这种伟大的人材的。因此，我们往往看见支那间谍再到盗窃外国技术的事件。
随着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有一件事不要忘记，10年里支那的人均GDP增长了3倍，但农民纯收入只增长1倍），社会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企业家精神也在逐渐褪去，最终支那的社会财富将增长速度将会大大放慢，我甚至怀疑支那的官僚在支那本土企业衰落以后，会被迫向外资开放市场来获得税源。
富二代是一些难以信任的人。现代企业能长期存在的，都不是家族制企业，但是支那人只相信自己的儿子，并且惯着他们。富一代受过很多政治教育，有丰富的经验，并且年轻时都吃过很多苦，知道创业的艰辛，由此所造就的经营工商所必须的好品质，在富二代身上却是看不到的。
支那还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大量民企热衷于依靠汇率和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获得订单，甚至各地政府也很欣赏这种低素质的扩张，认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利于解决就业”。这种做法无疑是妨碍技术进步的，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会排挤新式机器的地位，而且，如果汇率发生变动的话，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容易在一夜之间完蛋。
我们来勾勒出未来支那的一副图画吧：一个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越来越不稳定的社会；民族企业衰弱，没有企业家精神，外资将取代民族企业的地位；采矿业、房地产业等行业官僚特权横行，这便是一副拉美的图画，一副很可悲的图画。

我要讲的就是以上这些。
顺便说，民族主义在支那无论如何也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事件，如果支那最终法西斯化，那么支那人迟早也会讨厌这种东西的——这个东西同民主不相容，他妨碍社会安宁，也妨碍支那人去发财致富，这种东西又如何能在支那这种身份高度平等的社会里存在呢？归根结底，法西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只是民主社会暂时性弊病的产物，因此这类东西决不会在一个身份高度平等的社会里长久存在，但是当他们突然刮起一阵旋风的时候，却是可怕的，因为民主社会里人有一种随大溜的倾向，这种倾向导致人民会突然赞同某一种看上去对民主有利的理论，并且衷心拥护他，不惜一切去揪出反对这种理论的社会成员并加以迫害。当然，人民会渐渐发现这种东西妨碍社会安宁和让他们发财，于是在一阵狂风暴雨之后，他们又抛弃这种东西。

最后我再谈谈支那的体育。08年奥运会支那人历史性地获得了51枚金牌，但是，如果支那人真的变得富有的话，那么支那的体育成绩绝对是要一落千丈的。支那人之所以从四五岁开始便一天10几个钟头的练体育，把自己摔的浑身乌青，完全是由于他们的贫困，唯有把自己摔的遍体鳞伤，才有可能在体育这条路上出人头地，才能在自己的后半辈子摆脱悲惨的命运。因此，我要提醒一下反华份子们，支那体育成绩高与其说是一件坏事情，还不如说是一件好事情——这至少说明支那仍旧是个贫富差距很大、人民充满暴力革命个性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