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和宋诗

唐诗仍旧体现了唐代世族、农奴制、货币经济不发达等社会特点。因此唐诗当中的个人往往比较高大，因为世族天生有政治权力、天生高人一等。所以我们说唐诗有豪气。

宋诗就不行了。黄巢起义猛烈的称冲击了世族制、农奴制，到了宋朝彻底废除了世族制和农奴制，因此宋朝社会远远比唐朝社会来的平等，因而宋诗里个人总是不太高大，而自然的山水、抗金的民族气概到比较明显。个人虽然不再高大、不再高人一等，但是山山水水和国家本身还是很高大的，因此宋诗当中的人物个性总是不太突出，而刻意突出山水的美丽和国家的伟大。

支那人为什么无法开创伟大的事业？

很久以来，支那社会是个腐朽不堪的社会。支那人自私、肮脏、奴性十足，他们只满足于自己的蝇头小利，而从未开创过值得称道的事业。

为什么呢？

伟大的事业，往往不是个人的事业。一项伟大的事业或许由于某个个人而显得耀眼、光彩，但是这并不表示伟大的事业总是个人就能完成的。事实上，惟有团队的协作才能使整个事业发展起来。
要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必须要有众多的资源，而个人无法单独满足这些要求，如果没有个人与个人之间联合的力量，便不可能有各种必要的要素的重组和配合。
另一方面，人有一种自顾自的倾向，对于那些要很久才能取得利益、并且随时有失败风险的伟大事业，人们往往不敢贸然参与，不过这并不能作为支那人无法开创伟大事业的理由，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的民族，开创伟大事业的雄心都远甚于支那人。
支那人之所以无法开创伟大的事业，恰恰在于[b]政治生活的消失[/b]。
如前所述，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人们互相之间的配合、帮助乃至服从。难以想象一群乌合之众竟然能够使一项事业变得伟大。有人可能要指责我没有注意到伟大的法国大革命是由一群“乌合之众”发起的。我承认法国大革命的伟大，也承认法国大革命的群众是在没有在政党的领导下自发的进行了斗争，但是大革命光辉的外表下，法国人的自私立刻就暴露出来了。革命者不是互相协助，而是互相攻击，互相给“革命同志”挖坑下套，即便把自己的同志推上了断头台，他们也还不死心，他们继续寻找下一个可以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而上断头台的人。我敢说，任何一个政党当中最邪恶、最自私的人也不会做出法国的革命群众那样凶恶的事情出来。
在法国人毫无理由的互相厮杀以后，一个比被他们推翻的专制王权更专制的人上台了，这就是拿破仑。法国大革命开始的初期充分地体现了他的伟大，但是在后期，这种伟大便变成了疯狂和自私，以至于法国人自己都开始怀疑起革命来了，他们最终选择终止革命和伟大，并且心安理得的让拿破仑这个独夫上台。这种局面，按照某派历史学家的讲法，认为是革命的失败、伟大的失败以及自私和独裁的胜利未尝不可。

一项事业之所以伟大，往往是由于这项事业的不确定性，或者叫做这样事业的巨大风险。别人不敢做，你敢做，并且做成了，于是人们欢呼你的伟大。有一派视杨佳为英雄，正是基于这种思想；那些懦弱无能的人，怎能理解杨少侠的英勇气概呢？

有一种伟大可以教会人民所有的需要开创伟大事业的本领，这就是政治结社的自由。在一个开放政治结社的社会里，政治结社是所有伟大事业当中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伟大事业。没有一项伟大事业是不需要巨额资金投入的，而政治结社却只需要一个人交纳很少的党费，并且他随时可以退党；而且，也只有在政治结社当中，人们才能学会如何与人为善、如何说服他人支持你的动议、如何必要的时候服从他人和协助他人、如何动用可以动用的各类资源……。不久他们就会发现只有联合的力量才能使一个团队变得伟大，而一项所谓事业所需要的种种素质，都由于这种联合而使人们受到了教育，使人们勇于去开创伟大的事业。

实际上，一个政治很少的社会里，其他的结社也必定很少。没有政治结社带来的教育，任何其他的结社都很难有效地组织起来。

在支那历史上，只有五四时代有这种政治结社，其结果是引发了毛泽东领党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场真正伟大的革命，由一个真正伟大的团队的领导。文革的结社最终以失败告终，因为那种结社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那些人只是满足于武斗和批斗，而政治结社的本来目的是向人民宣传政治主张，而不是去一群人去打倒另一群人。文革更像是法国大革命，而不像美国的结社。

我们还可以看看今天支那那些愚昧的“民运”。他们从来都不懂得如何进行政治结社，因为他们没有受过那种教育，他们始终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从来没有打算联合起来，甚至连一个政治组织应有的组织方式都完全不懂。他们搞“民运”只是出于愚昧罢了。

因此支共政权必然要倒台，但这并不是因为民运。没有民运份子支共也得倒台。这种倒台绝非是由于支那人民的伟大，而是由于他们的愚昧。他们受了很多苦，他们忍着，但是就像俗语讲的，瓦片也有翻身日，他们总有忍不住的一天，而杨佳、邓玉娇这类案例恰恰说明已经有人忍不住了。

因此将来支那的命运，更像是1789年暴乱的法国，而不会是1949年那么有秩序的红色中国。我们还可以讲，支那人是极端愚昧的，他们对于他们所受的苦，无非是归究于支共的贪官污吏罢了，换而言之，支那人之所以忍不住，是由于专制制度[b]暂时性的[/b]弊病，而不是出于对自由民主的热爱，一但这种暂时性的弊病消失，支那人很快又会投入专制制度的怀抱，不是有很多支那人非常欣赏毛泽东时代的清廉政府吗？

至于说现今那些完全没有受过正确的政治教育、纯粹胡言乱语的那些人，他们除了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以外，也就没有什么别的出路了。

杨佳墓

北京福田公墓沟北5组阙字1排23号

纪念英雄杨佳

支那共产党政权不灭亡已经不可能了，太可惜了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9791
连那些一贯不评论政治的论坛都开始发表这种评论了。以后每年出几个杨佳、邓玉娇之流的货色千万不要感到惊讶，支那共产党政权已经在灭亡的前夜了。

不过，我还得对他的灭亡表达一下可惜。支共这个政权多好，换个政权上去总比现在这个政权难于愚弄。而且，依照支那现在的政治教育，将来的政权会比支共政权对西藏、新疆、台湾的态度更加恶劣，马英九不是也在选举的时候不得不宣称自己是“台湾人”吗？

支那的时代精深变化真是快，左右和右派现在联合起来反支共，左派吸收了右派反腐败的信条，右派则吸收了左派爱国的信条，虽然这种趋势我早就预测过了，但是发展速度之快连我也没有想到。

中国古代青铜器分期

青铜器的发明对人类生产力发展根本没有什么作用，但青铜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一种新的政治形式的产生。

中国古代青铜器可以分3期，第一期是夏代，这一时期青铜器多数纹饰十分简单，铸造方法也显落后。商和西周是第二期，青铜器表面布满乖戾的兽面纹，而且纹饰很抽象。从西周开始，青铜器的铭文开始多了起来。第三期是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纹饰生动、自然，多数写实的动物特征，给人以可爱的感觉。

战国以后，先秦贵族社会被君主专制代替，专为贵族服务的青铜器产业衰微，青铜器基本退出人们的生活。到了拓跋魏、宇文周、隋、唐等关陇贵族统治的时代，金银器成了贵族享受的主要生活用品。至于黄巢革命摧毁了这样的社会，宋、元、明、清有钱人所享用的高档生活用品不过是瓷器罢了。

大寡头政治（转贴标题）

从二次大战结束到苏联倒台的几十年中，美国大力增强它的武力，它在全世界各地进行各种干涉，美国政府把它这样作的原因，说成是为了抵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和保护美国的安全。受了美国宣传的影响，一般人也都这样相信。鲁宾逊说，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书的开头他就节录了在1948年时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部主任的一段话，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 这样说：“我们的人口只占世界的6.3%，但我们拥有世界 50%的财富，因此一定会招来嫉妒和不满。”他接着说：“我们在未来的一段日子里真正的任务是，推出一个可以允许我们能维持这种不平等的优越地位的策划。”鲁宾逊认为，凯南的话说明了即使是在冷战时期，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抵制“共产主义的威胁”，而是要保卫美国作为世界霸权所能享受的利益和权力。（Robinson, 第1页)　　　　长久以来美国为了它本身的利益，在世界各地支持独裁政府是众人所知的。美国从早年支持蒋介石来对抗中国的解放，到二次大战后它用军事干预和经济援助支持了众多独裁政府——菲律宾的马科斯、南韩的李承晚、南越的吴庭艳、智利的皮诺切特以及尼加拉瓜的索摩查。美国中央情报局又颠覆了多少个由人民合法选出来的政府代表——伊朗的摩萨台Mohammad Mossadegh，危地马拉的阿本兹Arbenz，智利的阿连德Allende，厄瓜多尔的罗尔多斯Roldos。这些还只是少数的几个例子。长期以来，美国在世界各地颠覆合法选出来的政府，安置情愿作美国傀儡的军事大独裁，并给予这些独裁者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包括动用中央情报局协助这些独裁政府或是公开出兵支持。 　　 　　美国侵略越南战争失败后，在拉丁美洲面临各方面的挑战。智利民选出来的社会主义总统阿连德直接威胁到美国在该国的经济利益，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将阿连德谋杀后扶植了它的傀儡皮诺切特建立独裁政权。接着尼加拉瓜的革命，伊朗由美、英扶持起来的巴列维王朝倒台，美国在世界各地都面对着反对它帝国霸权的直接挑战。鲁宾逊认为，在世界范围内由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也越来越无法镇压它们国内的进步力量，而美国的权力中心也受到国内一波又一波民主运动的威胁。在国内外双重压力下，美国必须要改变它的统治策略，以便一方面应付国内日益高涨的反抗运动，另一方面要维持它作为帝国领袖所必须掌握的霸权。《民主政治的危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　　　　《民主政治的危机》出版后，受到三边委员会推荐的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这方面的作法有了明显的改变。一方面它并没有放松自己的武力装备，并且随时有可能用武力去征服别的国家；但是另一方面，它的外交政策转变成在世界各地推销民主，到处要求别的国家举行美国式的民主选举。不久前出兵攻打和占领伊拉克，除了谎称核威胁外就是以推翻独裁者建立民主体制为名的。美国帝国主义的实质没有改变，但是它的作法特别是它的宣传却有了明显的变化。美国的“人权民主”宣传迷惑了许多人，以为美国真的有意要协助他们争取民主。对美国“民主政治”缺乏了解，就容易存有这样的幻想。　　　　鲁宾逊就三边委员会的这份报告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的影响作了分析。他说，这份报告认为对待第三世界的人民就像对待小孩一样，需要用坚定的手段。但是坚定的手段并不一定要靠独裁政治，因为独裁政治不见得很有效。事实上，更有效的是利用民间社会组织的宣传，来给人灌输一定的想法。目的是要达成一种上面所提到的“管制式的民主” 又可以称为“低强度的民主”(low intensity democracy)。其实他们所提出的民主就是一种由权力统治中心设计和布局的民主。要达成这样的目的就要在民间组织内活动，也就是要在（由美国设计的和资助的）民间组织 (或称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中——像工人运动组织、妇女运动组织、青少年运动组织、农民运动组织中，传播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用这些所谓民间社会内的组织来与一些真正要挑战权力中心的群众组织对抗。事实上，这样的作法就是要控制和利用民间组织来宣传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结果是蒙蔽了一些热心参与运动的人，使他们接受了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鲁宾逊认为，这种民主并不是要人民参与治理国家，或者让人民在当政者决策经济或政治的过程中可以发表意见。他们所讲的民主就是一种由权力中心设计和布局的，但是看起来像是有民间参与的民主。鲁宾逊把这样的政治称为“多头政治”。他说，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美国对别的国家的控制就是用新自由主义来重整它们的经济，在政治上则是用“多头政治”来加以控制。　　　　鲁宾逊对这些机构如何在落后国家推行这样的民主进行分析后说：“他们的目的就是在被美国干预的国家内复制出与美国一样的权力结构，作法是培植与美国利益相符合的现存政治党派和组织，如果这样的党派和组织不存在的话，就从头建立一个新的类似的组织。除了少数例外，作法上是在这些国家里扶植当地的精英来成立一些民间组织（NGOs）。这样作的目的是借着这些 NGOs 去和当地的广大群众组织竞争，以便化解真正在民间建立起来的群众组织的力量。”(Robinson, 第105页)，　　　　美国政府根据这份报告的建议相继作了各方面具体的改革，以便应对这份报告所指出的危机，其中包括建立了两个对外推销“民主”的机构——国家民主基金会和民主促进处。其实，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对它如何在世界上巩固它的霸权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二次大战结束后到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在国外的政治工作一向都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主持。到了越南战争之后，美国新出现了一批对政治工作有经验的专业人员，这批人认为国外的政治工作应该从中央情报局独立出来，这样可以使国外的政治工作更为有效。事实上，中央情报局暗底下作的颠覆工作仍然继续，但是在此之外又加上了公开的有合法性的各种有利于美国维持霸权的政治活动。　　　　1983年在美国里根总统的任期内，美国的国家安全局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 成立了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 这个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常被宣传成是一个独立的私人机构，但事实上它是直接隶属于美国国务院之下，它的经费完全是由国会拨款的。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工作是在世界各地推销美国式的民主政治。除了国家民主基金会这个组织之外，美国国务院在1984年又成立了民主促进处（Office of Democratic Initiatives, ODI）。成立这两个机构的目的都是要“帮助”落后国家建立民主政治。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活动比较不公开，而民主促进处着重于公开的政府与政府间的交往，像“协助”一些国家来改革它们的司法系统，训练这些国家的国会会员，以及在落后国家选举时派遣审判委员前去监督等。这两个组织又通过其它政府部门（像商业部、美国大使馆）和民间组织（像工会中的AFL-CIO的国际部，和学术及研究机构）来进行工作。这样的作法主要的是为了要模糊政府机构与民间组织的界线。　　　　鲁宾逊用具体的事实说明了近二十多年来，美国为了维持它的霸权在外交政策上所作的改变。美国除了武力之外更加强了用非武力来达成它的政治目的。他在书中详尽地说明了美国如何在第三世界国家（他用菲律宾、智利、尼加拉瓜、和海地为例子）一方面由着资本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来全盘重整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另一方面，美国帝国主义采用了与新自由主义相配合的“多头政治”(polyarchy) 来巩固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除了在经济和军事上依靠美国的支持，连在国内它们如何能持续地统治也要靠美国来策划。“多头政治”就成了维持美国世界霸权主义策略中的重要一环。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四个国家外，鲁宾逊在书中还叙述了美国在南非如何用扶植当地的一些所谓民间组织来影响南非的政治，还有如何协助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改革和前苏联的解体。　　　　长期以来，美国在南非都是支持从殖民地时代延续下来的少数白人政权的统治，而南非的白人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0%。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当政时，在一份国家安全研究委员会的第39 备忘录 (National Security Study Commission Memorandum 39)[4]中，清楚地写着要长期与少数的白人政权结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 这个政党还被美国称为恐怖组织。即便ANC的领袖曼德拉 (Mandela) 被关在监狱里，但是在他的领导下，ANC 组织仍然领导着被压迫的黑人作经济和政治斗争以求解放。当群众运动力量逐渐扩大，并得到世界上正义力量的支持时，少数白人的政府再也镇压不住了，美国在这时要南非政府与ANC妥协，1989年曼德拉被释放出狱。由曼德拉所领导的运动要求政治和经济的解放，这时美国就在南非积极展开了它的工作来影响南非的政治。1985年到1992年间，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ED) 在南非展开工作，它援助南非黑人精英建立起来的一些组织，像商人协会、工会、教会组织、教育组织，还给予南非黑人贷款来做生意。美国这样做是为了培植南非黑人中温和派的力量，以此来孤立激进派的力量，在非洲国家国会（ANC) 中制造分裂。虽然1994年曼德拉当选总统，但是他并没有实权，他只能放弃他早年所坚持的经济纲领，纲领中包括将南非的矿业、银行业和一些垄断企业国有化，以此来解除少数白人垄断南非经济的状况。但结果是，在政治上南非有了黑人总统，经济上仍然是由少数白人控制。南非贫穷黑人的生活状况每况愈下，再加上艾滋病的蔓延，南非人的平均寿命年数从1990年到现在减少了十三岁。　　　　[4]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是一个由南非黑人组织的政党，目的是要争取南非黑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平等。在中国大陆被译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为“非国大”。　　　　另外有关前苏联与东欧国家，鲁宾逊的书中节录了泰晤士报 (Time) 中的一段话:“在1982年的前半年，美国开始了它一项五个步骤的计划来搞垮苏联经济、搞坏苏联与华沙条约中苏联附庸国之间的关系、以及迫使在苏联帝国的内部改革。美国加强国防武力的装备使得苏联无法与美国竞争，美国暗地里在匈牙利、捷克、波兰各国鼓励改革运动，并以华沙条约会员国是否愿意采取自由市场经济和政治改革为标准来给予它们财力上的援助，更用禁止给苏联提供西方和日本的技术来造成苏联在经济上的孤立，同时加强利用自由广播(Liberty Radio)、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 、自由欧洲广播 （Radio Free Europe）来向东欧国家人民传递美国给他们的信息。”（Carl Bernstein, “The Holy Alliance,” Time, 1992 年 2月 24日，全文第 28-35页，此段在第 30页。）在苏联倒台之后再来读这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和引为警惕。　　　　在1984年到1992年之间，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其它相关联的机构在全世界109个国家内展开类似的“推销民主”活动。其中在非洲有三十个国家，在亚洲有二十四个国家，在中欧和东欧（包括自前苏联独立出来的共和国）有二十一个国家，在中东有八个国家，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有二十六个国家。由此可见，美国用“推销民主”来扩大它的影响力和稳固它的霸权的活动规模之大。　　　　约翰•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 是一位常在《每月评论》发表文章的作者，后来做了这份杂志的主编。福斯特给鲁宾逊的书写了一篇书评(MR, 9/97)。在书评的开始，福斯特这样说：“一般人常认为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 是一种纯属于经济的哲学，包括从极端保守的哈耶克和一些其它二十世纪的（包括一些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们尝试着为一种比亚当•斯密 (Adam Smith) 书中所写的更能自我调节，无须国家来干预的市场经济的合理性作辩护。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了解与新自由主义经济配合的政治部分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苏联倒台之后，美国在意识形态的工作上倍加努力。没有几年的时间新自由资本主义的理念就占领了全世界，像民主促进处（Office of Democratic Initiatives, ODI）和与它合作的各种组织，包括美国的最高学府的知名学者，在塑造新意识形态上采取了攻势。它们除了用学术讨论会和文化交流的方式扩展美国的影响力之外，更在很多国家推举选拔精英到美国最有声望的大学接受教育。　　　　就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利用墨西哥无力偿还外债的机会迫使墨西哥全盘采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改革它的经济结构。这时墨西哥统治阶级中出了一批新贵，这些人都是有钱人和有政治势力人家的子弟，他们不但受了高等教育而且曾在美国留学。到了八十年代初，这些精英在美国学的一套新自由主义经济正好为墨西哥改革所用。（Krugman，第 41-42 页）八十年代中期墨西哥总统米格尔•德拉马德里（Miguel de la Madrid）开始了一连串的改革，就像美国前任联邦储备银行Paul A. Volcker所说的，墨西哥的改革是非常彻底的，它的政府卖掉了大批的国有企业，降低了进口关税，取消了许多进口管制，也取消了对外资的限制。继Madrid之后萨利纳斯（Salinas）当选总统，上任后他重用一批在麻省理工学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经济系毕业的精英来治理经济。在这批新人执政下，墨西哥完成了改革，萨利纳斯与美国谈判，为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做准备。　　　　除此之外，美国政府更将最保守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安置到一些国际金融贸易组织，像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去担任重要职位。芝加哥大学的保守大师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对八十年代保守思想的复兴功劳很大，他不但常被一些落后国家的当权者邀请作为经济改革的顾问，而且他的桃李满布第三世界，他的学生往往都在这些国家中担任重要职务，因此他可以通过这些学生来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　　　　总的来说，这些年来美国成功地用推销“民主政治”来维护它在世界上的霸权，但是愈来愈多的人认清了美国的企图与伎俩。鲁宾逊的书用很多实际资料对美国的所作所为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值得我们仔细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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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者按——正如我说曾经在myspace当中讲到过的，日本是一种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我把这种政治制度叫做“大寡头政治”。在民主时代，社会信仰的源泉是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意见（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于是那些政客便很擅与把自己的意见伪装成多数人的意见，以控制人民思想。这样的做法无疑十分高明。而且，民主社会的这种信仰源泉还有个特点，假如明明多数的意见是错误的，只有少数人是正确的，那么多数也必然要逼迫少数人服从他们的意见。这不是说服你接受他们的意见，而是给你强大的精神压力来压服你。因此要造就一个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实际上是极端容易的。
另一方面，只有联合的力量才是自由的力量。一个社会无论如何民主，只要这个社会的成员无法有效的联合起来，这个社会便仍是一个虚弱野蛮的社会。而美国所兜售的所谓“民主”，恰恰就是这种虚弱野蛮的“民主社会”。
实际上，只有美国人民自己能有效的联合起来罢了。我不止一次的谈到过，世界上只有两种社会，第一种是美国人建立的社会，另一种是美国以外世界上所有民族建立的社会。

雷颐：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内在逻辑

一场巨大革命的爆发，一定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因此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大都是事后的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后来的认识。在当时，甚至许多身处各种矛盾中心的人物也往往没有意识到这种“不可避免”的即将来临。以孙中山、列宁的洞察力之强，对辛亥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爆发尚都有“突然”之感，遑论他人。法国大革命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不过，当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开幕时，恐怕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将是一场伟大而残酷的革命的开端。第三等级没有意识到，国王路易十六更不会想到。 此时的法国，经过路易十四高度专 制、王权无限扩大和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之后，像一个长期用力过度的发条，已经松弛下来，疲惫不堪。“旧制度”的法国社会分为三个等级，教士和贵族分属第一和第二等级，他们人数不足全国人口的1％，却占有30％以上的全国土地，而且享有种种免税特权。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和农民统称为第三等级，占人口的99％，人均财产极少却负担着全国的纳税义务，政治权利则最少。 当路易十六于1774年即位时，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从这时起，他就为克服财政危机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放弃前任国王们某些过分专 制、挥霍的做法，更重要的是想扩大税源，对特权阶层也开始征税。但皇室的挥霍并未得到有效控制，而对特权阶层征税又严重触犯其利益，引起他们强烈反对，最后，路易十六不得不将力主改革的财政总监杜尔果解职了事。继任财政总监内克尔吸取杜尔果改革的教训，将解决财政危机的重点从“开源”转向“节流”，想缩减皇室和内臣的巨大开支，结果遭到皇室众多成员和实权在握的内臣们强烈反对，其结局与杜尔果一样，也被路易十六解职。几年后，路易十六又不得不接受新财政总监卡隆的建议，召开“显贵会议”，还是想命令特权等级也负担土地税和印花税。结果，仍是卡隆在特权等级的反对下倒台。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巨大压力之下，路易十六长达十数年的几次财政改革完全失败。 严重的财政危机而又无法解决必定是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反映，需要进行较大的社会变革。对此，路易十六却毫无认识，一直将其看作是“财政危机”而不是“社会危机”，只想在财政体制上作些小修小补。实际上，仅有一些财经制度的修补，所谓改革根本无济于事。法国革命史专家米涅在其经典之作《法国革命史》中写道：对一架已经破败的机器来说，“改行仁政和继行暴政同样都是困难的，因为进行改革，就要有力量使特权阶层服从改革；施行暴政，就要使人民忍受时弊，路易十六既不是个革新家，也不是个专横暴戾的君王”。这就注定了路易十六的朝代，从他登基到革命爆发，一直是一个长期进行改革而并无结果的朝代。长期改革而鲜有成效，反过来又加重财政危机。恰恰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扩大税收，朝廷决定召开三级会议。或许，路易十六事后为这一决定而悔恨终身。 在专 制达到顶点的路易十四时代，国王路易十四被称为“太阳王”，他公开声称“朕即国家”，可以任意强征新税，国王有处置臣民财产的绝对权力，因此所有的捐税、关税全部进入国库，是否征税、如何征税、怎样使用这些钱财，完全由他决定，不受任何监督、制约。但路易十六时代，国王已完全没有当年“太阳王”的权威，而且，“第三等级”已有极大的发展，力量空前强大，且其“纳税人”意识经过启蒙已空前觉醒。此时的“纳税人”明确意识到，政府的财政全是来自纳税人的“奉献”，进一步说，“政府”其实是纳税人供养的。税收的本质是纳税人将原本自己拥有的一部分私人财产上缴政府，以换取政府的服务。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他所余的财产的安全或快乐的享用这些财产”。纳税人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让渡给政府，就有权限制政府的征税权，有权了解政府是如何花自己的钱的，有权监督政府，有权参政议政，有权要求政府保证自己公民权的落实和不受侵犯。现在，第三等级早就不满足于纳税最多、权利最少的地位，只要有合适的机遇，它就要将自己的意愿表达出来，要重新“改写”社会结构，重新分配权力。 此次国王要召开的三级会议，恰为已经觉醒的第三等级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会。所以，此次三级会议注定不会是一个仅与财政有关的会议，而必然是一个重新划分社会权利与权力的会议。第三等级的代表将不仅仅是作为纳税人，而也是作为立法者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对此，国王和居于统治阶级地位的第一、第二等级（僧侣、贵族）竟没有丝毫察觉，在三级会议召开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没有任何防止纠纷的准备，更没有任何社会改革的方案和事先对第三等级可能提出的社会要求的因应谋划。 在会议中，第三等级代表不但不同意增税，并且宣布增税非法，更重要的是还提出了政治权利问题。路易十六要求按传统方法，三个等级分别开会，以等级为单位表决。这样，两个特权等级的票数将压倒第三等级。但经过启蒙的第三等级则一反传统，要求取消等级区分，三个等级一起开会，按代表人数表决。由于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多，这种方法自然有利于第三等级。然而，第三等级的要求却被国王和特权等级拒绝，于是他们自行召开国民议会。在革命的导火索已在冒烟的关键时刻，路易十六仍未意识到局势的危险，悍然封闭国民议会会场。革命，最终爆发。 事后看来，这次会议对国王非常重要，为他提供了社会改革的一丝机会。米涅分析道：“他本可以因此而恢复他的权威，并因亲自行使职权而避免酿成一场革命”。如果他对时势有清醒的认识，确定公民权利、三级会议的权限和王权的限度，放弃给贵族的许多特权，将此次会议变成一个真正的社会改革的会议……”但路易十六和第一、二等级对这些迫在眉睫的社会要求就是不了解，不知道，不变革，终于错过这稍纵即逝的一丝机会。要放弃眼前的权益，的确是难而又难，实际取决于统治者的眼光和审时度势的能力。路易十六的悲剧在于，他看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危害，多次想对既得利益集团作出某种限制，但在其强烈反对之下不仅戛然而止，反而“牺牲”几位力主改革的财政总监以重获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无论他是不愿还是无力，总归未对既得利益集团作任何限制。当既得利益集团拼命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愿稍稍让步，国家又不愿或无力进行根本性制度变革的时候，推翻既得利益集团甚至国家的革命就 “不可避免”了。 最终，特权等级被根本推翻，路易十六本人也被推上断头台。对革命的后果，是赞成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批判，当可见仁见智。但就革命爆发的原因来说，法国革命再次说明，与其说是“革命党”的“激进”造就了革命，不如说是统治者的顽愚引发了革命。因此，革命往往也不是 “革命党”主观可以“告别”的。所以，与其责备革命党“过激”，不如指谪统治者“顽愚”。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这就是历史，后人的一切“如果”全都枉然。 革命一旦爆发，便有它自己的逻辑，必将充满血腥地一浪高过一浪，在法国大革命中，此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你死我活的生死搏斗中，破坏性最强的最激进者往往最易为人接受、最易取得胜利，而理性平和者更富建设性的纲领意见，总是被早已激愤万分、狂热暴躁的“革命群众”拒绝和抛弃。但正如米涅所言，“在革命中，一切都取决于第一个拒绝和第一场斗争！”革命的爆发与其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确是由统治者对改革的“第一个拒绝”及其引发的“第一场斗争”所决定的。

启蒙时代欧洲概况（zt）

启蒙时代欧洲概况社会经济 18世纪初的欧洲社会，基本上是一种法兰西式的贵族社会：贵族阶级把持了大部分国家的政府部门（包括军队、法院和外交机构）的高级职位。 根据天主教法规，中世纪以来欧洲人到处都被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僧侣，第二等级是贵族或军功贵族，第三等级便是所有其他社会成员，包括资产阶级和劳苦大众。 贵族狭义上指的是军功贵族，他们靠跟国王打仗起家。广义上的贵族，指的是则是所有特权阶层，其中除了军功贵族之外，还包括了僧侣阶层（主要是高级僧侣，教区神甫地位卑微，实际上和第三等级类似），以及出身上层资产阶级的政府高级文官（在法国叫穿袍贵族）。 政权虽由僧侣和某些上层资产阶级人士分享，但主导权仍在军功贵族手里。军功即荣誉，故贵族重荣誉。立功者受奖，由于土地在传统农业社会是财富的最高形式，故军功一般以封地奖赏。有了土地就有了一切，要获得土地就得有军功，而要有军功，就必须有仗打，故贵族喜欢并渴望打仗。贵族统治的农业社会因而必然多战。 贵族的另一特点是享有很多特权。这在欧陆最突出。特权最重要的是免缴大部分捐税的特权。英国贵族基本上没有这个特权，所以资化起来容易。 中世纪以来，贵族通过勾结罗马教廷来强化自己的权力：教会中的高级职位悉由贵族分子担任，而教会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社会整合的功能（西班牙是唯一的例外：那里小民亦可跻身教会上层）。教士也有免税特权，同时还能收取巨额捐税，首先是什一税。教会贵族还是教育的垄断者（教会社会整合功能的典型表现），尤其是高等教育。教会基本上是保守势力，对人民大众现实的苦难毫不关心。 贵族在政治上的实际影响，各国差异很大。有如下一些类型：1、有高位无实权型。法国、西班牙、丹麦、德意志诸邦、两西西里等均如此。贵族被养在宫廷里，有各种名义上的高级官职，也可出任驻外大使，但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发言权。2、国家忠实公仆型。普鲁士（作为一王国成立于1701年）情况最典型，大量贫穷的小贵族（容克）被招募到政府、军队任职，为国家服务，为国效力被宣传为贵族的天职、荣誉、美德，酿成一种独特的普鲁士精神。俄国彼得大帝欲效仿之而不得。3、国家主人公型。匈牙利、波兰、瑞典、英国属此情况，贵族拥有很大实权，能左右朝政，王权相对衰弱。但英国的贵族和东欧、北欧的贵族又不能同日而语，前者已基本资化，后者还是封建性的。但不论贵族在政治上的实际影响有怎样的差异，当时欧洲所有国家的统治集团都是以贵族为其基本社会基础的，也就是说所有的政府，首先都是为贵族阶层为服务的。 中产阶级的状况：西欧较强，中、东欧较弱。西欧因盛行重商主义，中产阶级财大气粗，荷、英、法最突出。而中、东欧经济生活较沉闷，中产阶级力量也小得多，主要不是通过商业活动而是通过担任王朝政府的文官来显示自己的存在。 英国中产阶级最发达。这个社会最大的特点，是虽有社会等级，但各等级之间的界限很不分明。这一情况首先和英国军功贵族（旧贵族）数量不多有关。其次，英国18世纪中叶之前一直没有大规模常备军，这是英国社会较少等级观念的重要原因——因为军队总是等级制度最森严的地方，是社会等级制的大学校。再次，英国还实行爵位长子继承制，次子以下皆为平民，而且成功的平民常可封爵，故社会流动的渠道是比较通畅的。法国商人虽富有，但较难跻入贵族行列，因那里贵族势力极强且有很大的封闭性。荷兰又有不同，商人势力极强，其上层曾成功地领导了尼德兰革命，然后就成了社会的主宰，但其统治形式仍很陈旧、保守，有很大的排他性（主要是不让工业资产阶级染指政权），属于一种特殊形式的贵族政治。 类似荷兰的商业贵族在当时欧洲的许多商业城市如威尼斯、热那亚及瑞士、德意志的一些自由城市都有，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地侵越贵族社会的礼数。但在中、东欧，这种情况是孤岛般地散在的。中、东欧的中产阶级官僚化的情况也比较突出。这是随着现代型的国家机器、文官制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17世纪三十年战争中德意志地区受害极大。战后德意志不少有识之士就致力于富国强兵。普鲁士（当时一般叫勃兰登堡）率先觉醒，倡导国家崇拜，重视国家建设。吸收贵族外的知识分子参与政府，发展起文官制度。国家迅速强大，奥地利、俄罗斯起而效仿。政府文官阶层成为中、东欧中产阶级上层的基本成分。中产阶级中下层情况比较复杂，地位一般不高，备受压抑，渴望改变处境，政治倾向激进。 农民状况：各地差异也很大。英国大佃农成为土地的主要经营者，利润丰厚（高达14— 18%），中产阶级化了。小农在18世纪中期的圈地高潮中成批破产，沦为农业工人。法国农民在18世纪仍被束缚在土地上，占人口80%，但其中独立自耕农不足20分之一。大多农民少地，捐税沉重，生活困苦。 中、东欧农民此时最苦，多为农奴。但仍有很大地区差别。匈牙利农奴境况最好，普鲁士及易北河以东德意志最糟。东普鲁士农奴每周要服3-6天劳役，自己的地只能晚上种。俄、波情况类似，农奴虽有法律人格，但实际上类同奴隶，可以买卖。 到18世纪，不仅英国，欧洲不少地区都出现了农村制造业即家庭手工业。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集中的手工工场（如法国阿贝维尔的纺织工场，集中部分有1800人，分散部分有工人万余）。农村经济呈农业与制造业混合经济的特点，有助于缓解贫困，同时也有利于中产阶级的成长。城市制造业也在迅速发展，如法国北部各城市已有上百万市民从事纺织业。中、东欧城市的工业也获得长足发展，这得益于法国雨格诺的东迁（路易十四1685年取消了1598年的宽容雨格诺的南特敕令）。由于经济的进步，欧洲18世纪中叶起人口普遍持续增长，由此导致农村人口过剩外溢，流向城市，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 政治体制 18世纪初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治体制是绝对君主制。习惯上称这种体制为君主专 制制度，但“专 制”这个词其实并不准确。 自16世纪博丹把国王说成是上帝在人间的化身以来，欧洲人普遍接受了君权神授的观念。王权因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绝对必须服从的。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因为这有利于欧洲世俗的、享有独立主权的、不受罗马教廷掣肘的民族国家的兴起。到18世纪，这种观念仍盛行于世，即便一些激进的启蒙思想家如百科全书派，都对绝对君主制政体不持异议。 在现代历史学家看来，当时欧洲各国的君主制大体上是一致的，即都是专 制政体。但在当时学者看来，情况远非一致。他们承认有绝对君主制，但不认为这就是君主专 制。如法国虽为绝对君主制，但并不专 制，因为法国国王远不如其他一些地方的统治者那么专横。当时法国政治哲学家Jacques Fréderic Bielfeld和政治学家兼经济学家René-Louis de voyer Argenson指出，法王受法律和习俗的诸多限制，称不上专 制。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西班牙王的权力比法国的大，理论上是无限的，即位时不行加冕礼，议会开会只是向国王表忠心的一种仪式。其实丹麦、普鲁士的王权也差不多，不受议会、法院、贵族等任何中间势力约束。但比起俄国、奥斯曼帝国来，丹麦、普鲁士、西班牙又逊了一筹。沙皇、苏丹是东方式的专 制，君主对于臣民的生命财产可随心所欲地处置。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王权实际上都是受多重势力掣肘的，如两西西里王国国王（亦属波旁家族）要靠议会满足更多的财政需求，葡萄牙国王受制于强大的教会，重大问题亦须与国会商量。瑞典一度实际上实现了君主立宪：1718年查理十二崩，议会责诟王权无能，致瑞典在北方战争中失败，因此新王须由议会选举产生。1720年瑞典议会又发动了一场“准革命”，通过了1720年宪法，对国王权力作了多方限制，以致瑞典王权比1688年英国的还弱。但这只是一种贵族的民主化、贵族的共和制，在缺乏先进经济条件的情况下，这种民主化只能导致国势的衰落。1772年古斯塔夫三世上台，发动政变，很大程度上恢复王权威势，遂迎来瑞典历史的一段辉煌时期。饶有趣味的是，英王乔治三世在1760年以后也曾试图强化王权，扭转“统而不治”的状态，但终因议会反对而未逞。看来18世纪东、西欧历史的确存在一个时间差：在东方还有生命力的东西，在西方已经过时了。在西方合时宜的先进的政体，在东方却行不通。 所以，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的这一看法是合乎实际的：“从18世纪西欧统治者的具体做法来看，绝对主义并不是独裁，他们没有把绝对主义理解为一种许可证，藉此可以象东方君主那样实行没有限制的专断统治。尽管他们不遗余力地巩固其权威，但西欧君主不能发布不负责任的法令，不能保证能得到臣民的永久顺从。贵族、教士、商人和企业主在各自领域里仍有强大力量，迫使统治者在采取行动时要为自己找一个合法的接口。另外，统治者不但要尊重其政治对手的力量，而且还要尊重法律程序，只是在例外情况下他们才公开与传统发生争吵和决裂。”[ 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商务，1999，下卷，页58。] 总的说来，18世纪欧洲的政治制度的情况是相当复杂的：真正专 制主义的国家极少，只有俄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再有就是教皇国。在另一极，存在着一个立宪的、非中央集权的、共和联邦制的国家，那就是定形于1648年的瑞士联邦。两极端之间，有许多中间类型的国家，其中有威尼斯、波兰、荷兰等共和国，有英国、瑞典等立宪君主国，有法、西、奥等绝对君主国，而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是一个空架子，但形式上还是存在的）的政体又是介乎共和制和立宪君主制之间的（君主既是选举的，又有某种世袭性质）。[ 1356年产生大选帝侯，1438年哈布斯堡家的奥地利大公当选皇帝，后来哈布斯堡家就设法使皇帝时代选自其家，从1438到1806年仅一代落选。] 普鲁士有一种立宪结构，同时也有一种威权主义传统，因而也带有某种混合性质，介乎立宪主义与绝对主义之间。[ 普鲁士王国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统治者与地主乡绅之间的谅解之上的：后者接受前者的统治并为其服务，作为回报，统治者允许地主乡绅以农奴制方式剥削农民。而对于由地主乡绅组成的登记会议即各地议会，国王是持压制态度的。] 同时，英国正在发生的事变进程也表明：尽管绝对主义甚至专 制主义制度在扼制贵族分裂势力、保障国家独立自强方面有积极意义，但随着中产阶级的成长、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种政治制度将逐渐过时，取而代之的将是一种能够反映中产阶级利益要求、有利于个人创造性自由发挥的立宪政体。只是这种演变在欧洲各国远不是同步的，一般说来越往东越落后。三、文化风尚 启蒙运动兴起于一个由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所深刻改造过了的社会文化环境。 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精神上是非常一致的，即都宣扬人本主义、理性主义，都推崇科学知识，都追求感性快乐和批判宗教蒙昧。经过文艺复兴的熏陶，西欧上流社会盛行一种附庸风雅的风气，文人学者成为社交界的宠儿，并常直接受到君王的垂青。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17—18世纪法国沙龙生活的勃兴。沙龙生活是一种非常重视“礼貌”的上流社会的日常交际活动。伏尔泰对路易十四时代国家风尚的“日趋温良”津津乐道，并将这一变化的首功归于生活在巴黎的贵族太太们：“贵族领主在巴黎建造或购买的房子和他们生活庄重体面的妻子，形成了教育讲究礼节的学校。这种学校逐渐把青年从长期流行的，只能煽诱人们胆大妄为、荒淫放荡的小酒店生活中吸引过来。……崇尚礼仪的风习主要应该感谢妇女们在他们家里开展社交活动，使人们更加和蔼可亲。”[ 伏尔泰：前引书，第438页。] 聚集在沙龙里的旧贵族们为显示自己的优雅高贵、博学开明，常常邀请学界名流来讨论问题，并盲目附和启蒙哲人在那里宣传的各种时髦理论。这种附庸风雅对于贵族阶级实际上是很有害的，只是那些贵族分子当时根本意识不到这种危害性。诚如丹纳所言，“贵族阶级越是风雅十足，就越是自我解除了武装；而他们一切讨人喜欢的爱好养成之时，也就是他们战斗力丧尽之日。”[ 参见H. Taine, op. cit., chapitres II-III, livre deuxième.]正是这些贵族的沙龙，为法国启蒙思想提供了滋生、发展和宣传的重要场所。不过，把贵族和宫廷对启蒙思想的迎合完全归于一种“附庸风雅”似也不公，因为在文艺复兴思潮的影响下，有些贵族分子还是从灵魂深处自由化了的，如法国的新闻出版总监马尔泽尔布就非常重视思想的自由传播，并暗中为狄德罗保护过《百科全书》的手稿。 由于文艺复兴的影响，17-18世纪之交西欧的文学仍带有浓厚的古典主义（亦即人文主义）趣味。1694年法兰西学院编撰的词典充满传统的古典语言。诗人的作品遵循着古典主义的创作原则。直到1725年，英国大诗人蒲柏还因翻译荷马史诗而发了财。但这时的文学作品并不纯然是对古希腊文学的模仿，古典主义的形式下表达的已是现实主义的内容。而且这种现实主义是不乏批判精神的。比如，在英国和法国，当时人们最推崇的是针砭社会时弊的讽刺诗，如蒲柏的《夺发记》和《群愚史诗》，以及伏尔泰的许多讽刺短诗。其他体裁的文学杰作也有强烈的社会批判倾向，如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1719）、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1726）、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1721）等等。在戏剧方面，古典主义的创作原则（三一律之类）使舞台因拘泥于形式而缺乏生气，不大受欢迎，英国法国皆如此。到18世纪中叶，作为一种新文学体裁的小说开始走红。越来越多的读者希望从书中得到娱乐和某些有用的生活启示，而小说最适宜于提供这些东西。1741年伦敦印刷商塞缪尔·理查森发表了译本名叫《帕美勒》的小说，一炮打响，使英法读书界深受震动。Pamelle的创作动机本是劝人向善，不想写成了一种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1747-48年理查森又出版了一部刻划人物的杰作《克拉丽莎》（此书据说后来启发了法国的卢梭，使他于1756年写出了《新爱洛依斯》）。随后，英国又出了亨利·菲尔丁、斯摩莱特等著名小说家，小说开始深入而生动地描绘社会各行各业的日常生活场景。法国的小说是在英国小说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小说的特点是情感极其丰富。大概是受洛克感觉心理学的影响，当时西欧盛行着一种“情感崇拜”的风气。一个有教养的人必须既富有理智也富有“情感”。18世纪不仅是“理性时代”，同时也是个“情感时代”。一般认为浪漫主义是19世纪的现象，其实早在18世纪30-40年代英法就已出现了文学上的浪漫主义运动了。这一因素也将在启蒙运动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绘画和雕塑方面也有类似的发展进程，即先是遵循古典主义，逐步创造出一些崇尚自然的现实主义作品，然后又向浪漫主义转化。总的说来，18世纪西欧文学艺术风格宗教味和贵族味越来越淡，世俗味和平民味却越来越浓，反映出资产阶级势力正在不可遏制地增长。在宗教文化方面，尽管17-18世纪之交西欧人仍普遍笃信基督教，但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的持续冲击，罗马教会对世俗社会的精神控制已在很大程度上被破除，野蛮迷信的风气大为减弱，关于宗教的怀疑情绪在悄悄增长，甚至已出现了一股相当强劲的无神论思潮。17—18世纪王权国家之间的一系列战争，主要是三十年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表明罗马教皇在欧洲政治中的地位已变得微不足道了。各君主国在肆无忌惮地侵夺教皇的封地。1713年的乌特勒支和约大大提高了新教派的首领——英国的权力。普鲁士势力的增长也在为新教派增添力量。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灭亡也给罗马教廷带来了极为不利的政治后果。一些仍站在天主教一边的君主，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葡萄牙国王等等，对罗马教会也是虚情假意的。甚至在教廷内部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有一些王权至上论者在伸张诸侯的权利，还有一个詹森派在主张教会的最高权力不属于教皇而属于公会议——这个派别在法国影响很大，是法国近代立宪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渊源。后詹森派被教皇英诺森十世斥为异端通令禁绝，但仍由不少人信从。 此外，自然神论的思潮在17—18世纪之交的英国获得长足发展。自然神论兴起于文艺复兴时代，由布鲁诺首倡。这是一种哲学学说，又叫“理神论”，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和自然规律之后就不再干涉世上的事了，而任由自然规律支配一切；提倡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宗教”（人类原始宗教），反对以神的启示为基础的传统基督教，主张摈弃传统教义中关于启示和神迹奇事的说教。该学说的目的，主要是想把宗教和理性这两个社会都需要的东西协调起来。科学革命以后此说始盛行于英国。洛克就是一个重要代表。（其他代表人物还有多德威尔、考尔德、柯林斯、哈特莱、普利斯特列等。少数极端分子如柯林斯，甚至全盘否定宗教。）自然神论很容易就被英国教会接受了，然后该学说就传到了法国，在法国启蒙学者中获得广泛的共鸣（并被改造成了一种和基督教神学断绝了关系的理论）。如伏尔泰就在《哲学词典》中称赞自然神论温和而符合理性，从不危害人类，不像基督教每个世纪都要直接或间接地导致100万人丧生。由自然神论到无神论实际上只有一步之遥了，而这一步很快就被一些更激进的理性主义者跨过去了：狄德罗、达朗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就是这样一些人。只是狄德罗当时在主编《百科全书》，这书的出版要得到坚持基督教信仰的官方的认可，话还不能说得太直白，故他的无神论思想还不像达朗贝尔等人那样坚决彻底。无论如何，自然神论对于西欧唯物主义思潮的发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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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者按——这个时代同中国战国时代有诸多相同的特点。

zt新华社驻布加勒斯特记者回忆报导

齐奥塞斯库之死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是前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人。他曾多次访华，为中国人民所熟悉。1989年12月罗马尼亚刮起一场政治风暴，几天后齐奥塞斯库及其夫人埃列娜竟倒在本国人的枪口下。我们是新华社驻罗马尼亚记者，亲历了这场政治风暴，见证了齐奥塞斯库之死。山雨欲来　　　齐奥塞斯库在执政后期实行个人专 制，压制民主，不顾百姓生活，引起社会上的不满。　　1979年在罗共十二大上，罗共创始人之一、前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斯坦丁·帕伏列斯库即席发言，批评齐奥塞斯库摆脱党的领导、凌驾于党之上。他反对齐奥塞斯库连任党的总书记。当时，这件事被西方媒体称为“一颗政治炸弹”。　　　1987年11月15日，罗马尼亚中部工业重镇布拉索夫市工人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齐奥塞斯库的示威游xing，示威者以全国著名的“红旗”卡车厂的工人为主。　　1989年3月，6名罗马尼亚前高级党政干部通过外国电台联名发表一封给齐奥塞斯库的公开信，指责他造成国民经济崩溃，践踏人权，使社会主义名誉扫地。这6名前领导人是：前党中央第一书记（1954年4月至1955年10月）、前政府副总理格奥尔基·阿波斯托尔，前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德鲁·伯尔勒德亚努，原外长科尔内留·曼内斯库，罗共创始人之一、前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斯坦丁·帕伏列斯库，罗共党报《火花报》前总编西尔维乌·布鲁坎，和罗马尼亚前驻美国大使馆政务参赞米尔恰·勒强努。　　由于《自由欧洲电台》等西方等广播电台的传播，此信在罗马尼亚家喻户晓。罗普通百姓对此信给予称赞，认为说出了他们心里的话。许多人说，面对齐奥塞斯库的独裁统治，连老干部都无法忍受，站出来说话了。　　广大群众对齐奥塞斯库十分不满，但由于当局的严密控制，人们无法发泄，就编了许多政治笑话讽刺、挖苦齐奥塞斯库。当时罗马尼亚政治笑话很多，流传很广。下面选笑话两则：　　一次，在一家肉铺前许多人排长队等候买肉。一大清早人们就来排队了，十分辛苦，能否买到还是未知数。一个人骂骂咧咧地说：“市场供应这么糟，全是齐奥塞斯库搞的。现在我去把他干掉！”说完便走了。过了一会儿，此人返回，继续排队。其他人就问他是否把齐干掉了。他一言不发。大家就骂他是胆小鬼，放空炮。此人实在忍受不了了，就大声说：“那里的队伍排得比这儿还长！”　　在布加勒斯特，许多申请出国的人正在排队领取护照。其中一人回头看到他身后的人不是别人，而是齐奥塞斯库。齐奥塞斯库看到他吃惊的样子便说：“既然大家都要出国，那么我也走。”此人立即对齐奥塞斯库说：“如果你走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出国呢！”　　十二月风暴　　1989年12月的政治风暴是从罗马尼亚西部的蒂米什瓦拉刮起来的。蒂米什瓦拉是罗马尼亚西部最大的城市，它距离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边界只有40多公里。城市居民除了罗马尼亚族人外，还有匈牙利族、日尔曼族和塞尔维亚族。在这里人民打开电视机就能看到匈牙利、南斯拉夫的电视节目。　　1989年10月匈牙利政局发生剧变，执政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建为社会党，匈开始实行多党制。罗马尼亚的匈牙利族人对进在咫尺的匈牙利政局变代十分敏感。1989年12月间，匈牙利电视台多次播放罗马尼亚匈牙利族牧师特凯什·拉斯洛批评齐奥塞斯库的言论。对此，齐奥塞斯库十分恼火。12月15日晚，几名罗马尼亚警察打算强制匈牙利族牧师拉斯洛从这座城市迁走，结果遭到200多名匈牙利教徒的强烈反对　（罗马尼亚是多民族国家，罗马尼亚族占全国人口的89%；匈牙利族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匈族人占这个国家人口的百分之6%—7%）。第二天（12月16日）下午，这个城市爆发了有上万人参加的游xing，其中多数是罗马尼亚族人，他们的要求已从反对让匈牙利族牧师迁居变成反对齐奥塞斯库专 制。16日晚，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连夜召开党中央会议，商讨对策。17日在齐奥塞斯库的指令下，罗马尼亚军警在市内开了枪，抓了一些闹事者，平息了骚乱。18日齐奥塞斯库按原计划出访伊朗。20日下午齐奥塞斯库结束访伊回到布加勒斯特。　　12月20日晚，飞扬跋扈、过于自信的齐奥塞斯库决定21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群众大会，支持他在蒂米什瓦拉采取的镇压行动。他万万没想到，这次集会恰恰给愤愤不平的群众提供了上街闹事的良机。21日中午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共和国宫广场上，数万名布加勒斯特市民出席了这次群众大会。12时15分齐奥塞斯库走上设在罗共中央大厦阳台上的主席台，开始讲话。但没过多久，群众便开始起哄，会场上一片混乱。齐奥塞斯库未讲完话，便退进室内。与会的人们很快汇成几支队伍在布加勒斯特的大街上开始了游xing示威，他们高呼反对齐奥塞斯库专政的口号。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军警同游xing示威者对峙。　　12月22日上午10时，即在布加勒斯特爆发示威游xing的第19个小时，支持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军队开始倒戈，罗马尼亚军人从布加勒斯特市中心撤走。罗马尼亚防暴警察再也挡不住游xing队伍的冲击。示威群众立即汇成几股洪流向齐奥塞斯库所在的党中央大厦聚集，并向党中央大厦冲击。一些人打破一层楼的窗户，把齐的著作和画像扔了出来。齐奥塞斯库夫妇看大事不好，下令调来直升机，从大厦的顶部平台逃走。12时10分，直升机起飞后向首都布加勒斯特北部郊区飞去。　　12月22日一个新的政党——罗马尼亚救国阵线成立。它是群众自发行动起来后由一些罗马尼亚头面人物组成的，也是当时在罗马尼亚发生的一系列重大行动的策划和组织者。　　救国阵线的主要领导人伊利埃斯库，他原来是罗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因与齐奥塞斯库意见不一，1971年被齐奥塞斯库解职。齐奥塞斯库死后他当选为罗马尼亚总统（1990—1997年）。　　1989年12月罗马尼亚刮起的这场政治风暴，其势头之猛，风速之快，出乎众人的意料。它最终使这个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罗马尼亚G党失去了执政地位。　　途中变故　　直升机向何处飞？齐奥塞斯库拿不定主意。他决定先到布加勒斯特以北几十公里处的总统别墅——斯纳戈夫别墅。12时30分直升机抵达总统别墅。齐奥塞斯库夫妇下机后，匆匆走进别墅，把一些物什装进两个蓝色的大提包里。在一个提包里他们还放了一些面包。　　直升机载着齐奥塞斯库夫妇和他们的两名保镖再次起飞。飞机起飞后机长瓦西里向空军指挥部通报了情况。他试图掉转直升机飞往离首都不远的一罗马尼亚空军基地，但在齐奥塞斯库保镖的威胁下，他只得向西北方向飞行。瓦西里偷偷向基地报告了自己的方位，并尽量升高，使雷达便于跟踪。最后，他对齐奥塞斯库说：“地面雷达已捕捉到我们，几分钟之后防空武器有可能使我们粉身碎骨。”齐奥塞斯库一听大为吃惊，要求立即降落到地面。直升机降落在布加勒斯特西北52公里处的一条公路上。　　现在齐奥塞斯库一行只剩下4个人：齐奥塞斯库夫妇以及卫队长内亚戈耶和保镖马利安。这时，马利安拦住一辆驶过的罗马尼亚国产达契亚小轿车。马利安拿枪对着车主说：“快下车，把车钥匙给我！”车主是位医生，他看到是齐奥塞斯库夫妇，感到十分惊讶，但他非要自己开车。齐奥塞斯库上车后便坐在车主身边，他的夫人坐在后排。汽车狭窄，后排坐不下三个人，齐奥塞斯库夫人和卫队长上车后，保镖马利安未上车，便留在公路边。齐奥塞斯库下令把车开往夫人埃列娜的老家——登博维察县的首府特尔戈维什泰市。下午2时，汽车出了故障。卫队长劫持了另外一辆小汽车，并让车主继续前行。由于沿途多次被当地示威的群众阻拦，汽车便开往特尔戈维什泰县警察局。18时15分他们从后门进入警察局。这时，县警察局局长正同在政局剧变中成立的政党——罗马尼亚救国阵线的两名代表进行交谈。他们看到齐奥塞斯库和夫人后，立即对齐夫妇进行了搜身检查并通知了当地的兵营领导。当地的兵营的指挥官马雷什少校把这一情况向罗马尼亚国防部最高领导作了汇报。国防部命令把齐夫妇转移到兵营里，严加看管，绝不能让齐的亲信把他们救走。齐奥塞斯库夫妇当即被送进了兵营。这个兵营是主管罗马尼亚中部布加勒斯特、布拉索夫和特尔戈维什泰三市空防任务的防空基地。　　秘密处决　　自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关进防空基地的兵营后，亲齐奥塞斯库总统的罗马尼亚保安部队人员闻讯后开始向兵营打枪，企图救出这对逃难的夫妇。为了防止齐奥塞斯库被人救走，罗马尼亚军方向该兵营调集了坦克、反坦克炮、装甲车和山地作战部队，当时兵营里共有驻军1200人。　　齐奥塞斯库夫妇在兵营里被关了三天三夜，从未出过兵营的大门。走出大楼进院子有几次，是在专人监护下上厕所。有两次齐夫妇被关入装甲车里，是为了防止“保安部队”进攻兵营后被救走，也为了确保齐夫妇的人身安全。　　12月24日罗马尼亚救国阵线领导人在布加勒斯特开会决定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审理和处决齐奥塞斯库夫妇。　　12月25日是圣诞节。下午1时，罗马尼亚救国阵线组建的特别军事法庭在兵营内开始对齐奥塞斯库夫妇进行审判。审判团由7人组成。齐奥塞斯库夫妇完全否认这一军事法庭的合法性，并在审判时拒绝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辩护律师问齐奥塞斯库夫妇是否要求上诉。被告如提出上诉，罗马尼亚最高法院要予以审理，即使驳回上诉也要一周时间；被告不上诉，判决便是终审判决，处决立即执行。齐奥塞斯库对此不予理睬。由救国阵线指派的辩护律师还问齐奥塞斯库夫人过去和现在是否有神经病。如果埃列娜说有，那法庭也不能对她进行判决。军事法庭必须把她送到医院进行检查。这种检查一拖就是好几个月的时间。但埃列娜说没有。特别军事法庭是以下述罪名判处齐奥塞斯库夫妇死刑的：屠杀罪（有六万多人是殉难者）；破坏政权罪；破坏公共财产罪；损坏国民经济罪；在外国银行存有10多亿美元并企图逃往国外（事后，事实证明在国外银行存款这一罪名是无中生有）。　　审判结束后，齐奥塞斯库夫妇一先一后被捆绑着押送到室外。兵营里没有刑场，厕所前的空地便成了执行枪决的地方。从楼房到刑场约有30米远。厕所有两扇窗子。齐奥塞斯库被带到了两扇窗子之间的墙下，面对着持枪的士兵站好。当押解他们的士兵走开后，齐奥塞斯库高呼：“自由和独立的罗马尼亚万岁！”随后而来的埃列娜则唱起了《国际歌》。这时，持枪的士兵在行刑队指挥官尚未赶到的情况下，便开了枪。齐奥塞斯库中弹后跪倒下，后脑勺撞在了厕所的墙上。他死后仍睁着双眼。齐奥塞斯库夫人头部中弹，颅骨开花，脑浆外溢。　　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后，法医对他们的尸体进行了验证。然后让士兵们用毛毯把尸体裹起。当晚，审判团成员乘直升机返回布加勒斯特，顺便也把齐奥塞斯库夫妇尸体带到布加勒斯特。直升机停在了罗马尼亚武装部队的体育俱乐部——《星》俱乐部的体育场上。参加审判的人把两具尸体抬下直升机后就急忙去吃饭了。他们返回时，直升机已飞走，但放在地上装有齐奥塞斯库夫妇尸体的包裹却不翼而飞了。人们大吃一惊，天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尸体到哪里去了？　　第二天（12月26日）清晨，护送尸体的官员在运动场的一大土堆后面找到那两个大包裹。原来，25日晚有手球运动员到过运动场，他们看到有两个长包裹放在那里，觉得很不雅观，便把它们般到大土堆的后面。他们哪里知道包裹里是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尸体呢。　　四天后，即12月30日下午傍晚，装有两口棺材的冷藏车在军人车队的护送下抵达布加勒斯特西南郊的根恰公墓。这时天色已黑，雪花纷纷扬扬地自天而降。车队穿过市区向根恰公墓驶去。　　在根恰公墓，军人把两口棺材放在相距二三十多米远的已挖好的两个墓穴中。埋葬时没有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也没有任何围观者。坟墓的十字架是第二天才放上去的。齐奥塞斯库的十字架上写着：“波帕·达恩上校1920—1989年”，埃列娜的十字架上写着：“埃内斯库·瓦西里上校1921—1989年”。罗马尼亚当局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掩人耳目，不把事态扩大。也有人说，这是为了防止有人掘墓毁尸。　　随着政治风波的平息，罗马尼亚当局觉得再在齐奥塞斯库坟头上弄虚作假已无任何意义，于是派人把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姓名写在了墓碑上。1996年年初布加勒斯特一家大企业的工人在齐奥塞斯库坟地四周竖起了铁栏杆。　　从革命者到专 制者　　齐奥塞斯库1918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在青少年干过鞋匠和铁路工人，年轻时就积极投入了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统治和法西斯势力的斗争。1936年他18岁时加入当时处于地下的罗马尼亚G党。从1934年起他就多次被捕，曾被关押在有“罗马尼亚巴士底”之称的多夫塔纳大狱达五年之久。1944年8月罗马尼亚G党协同罗马尼亚军队中的爱国人士和包括当时的罗马尼亚国王在内的皇室成员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亲法西斯德国的政府，并向德国军队开战，之后苏联军队进入并解放了罗马尼亚。　　1965年3月前，齐奥塞斯库是罗马尼亚G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1965年3月罗最高领导人乔治乌·德治生病逝世，47岁的齐奥塞斯库被任命为罗共中央第一书记。齐上台后工作是小心谨慎的，注意坚持集体领导。1968年苏联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此，以齐奥塞斯库为首的罗马尼亚G党和政府采取了坚决反对的态度。罗马尼亚本身也受到严重的威胁。齐奥塞斯库不妥协，加强了军事准备，并在全国成立了大规模的民兵组织——“爱国卫队”。齐奥塞斯库坚持独立、反对外来干涉的立场受到全国的拥护，在国际上也得到了赞许和支持。　　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齐奥塞斯库逐渐变得居功自傲起来。1971年，当时的罗共中央书记伊利埃斯库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提出了与齐奥塞斯库相反的意见，结果被贬到地方，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1974年罗实行总统制，齐奥塞斯库作为总统拥有了直接颁布法律、任免政府成员的大权。在此之后一直到他在1989年12月下台，齐奥塞斯库一人兼任了罗马尼亚G党中央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国防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经济和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等所有党政最高职务。齐奥塞斯库本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了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威。其他领导人对他必须俯首帖耳、恭敬从命。不听话，提出不同的意见的人，就被解除职务。在国内、国际重大问题上，齐奥塞斯库都是一人说了算。　　个人迷信越搞越烈，齐奥塞斯库走到哪里，都要组织群众的盛大、隆重的欢迎。群众必须提前几个小时到场，即使风吹雨淋、烈日暴晒也要参加。甚至当着齐的面还要高呼“万岁”。这种状况持续了近二十年时间。每次举行大会，罗官方都组织一批保安部队成员坐在会场的头七八排，即一种政治“拉拉队”。齐奥塞斯库讲话时，每隔二三分钟这些人都站起来鼓掌、叫好。这时出席大会的其他人也不得不站起来鼓掌。齐奥塞斯库每讲一次话，大家不得不站起几十次。　　20世纪80年代，齐奥塞斯库的夫人埃列娜在政坛上上升到仅次于她丈夫的地位，成为党内最高决策机构的成员，并掌管罗党内人事大权。在政府里，名义上她是副总理，但实际上她是“超级总理”。罗马尼亚各级官员都习惯地称齐奥塞斯库为“一号”，其办公室为“一号办”，埃列娜为“二号”，“二号办”。齐奥塞斯库的3个弟弟也担当了罗共和军队的要职，他的小儿子尼库也当上了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即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罗马尼亚形成了齐奥塞斯库家族统治的局面。　　经济决策的失误　　在齐奥塞斯库执政的头十年头里，罗马尼亚经济是上升的，人民的生活也有了明显改善。后来他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经济发展计划，要在短期内在罗马尼亚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优先发展重工业，重点发展化工、机器制造和钢铁工业。为了发展重工业，罗政府从西方大量贷款购买较为先进的技术设备。高积累、高速度、高指标是齐奥塞斯库经济政策的核心。国民收入的积累率每年都达30%以上，有的年份竟达33%。齐奥塞斯库不顾本国国情，建设了一批耗能高、经济效益差的大工厂、大企业。本国缺乏铁矿和焦煤，却建设了两座年产量各为1000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罗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本国原油年产量只有1000万吨，却建设了年加工能力在3500万吨以上石油加工企业。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猛涨，罗马尼亚不得不花更多的钱进口原油。而罗加工的石油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卖不出好价钱。在经互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组织）范围内，罗出口的本国部分原油和石油产品换不回自己急需的现汇，只能换回低档次的工业品。在收入少，支出多的情况下，外债猛增。20世纪80年代是罗马尼亚的还债高峰期。齐奥塞斯库执意要在1990年以前还完全部外债，为此采取了最大限度限制进口和增加出口的方针。结果罗本国大量的食品、肉类、电力出口运到国外，以换回罗本国急需的外汇，结果造成本国市场上农副产品的严重短缺。　　对经济问题不内行的齐奥塞斯库却在经济建设方面独断专行，结果是决策连连失误。现举以下几个事例。　　万吨水压机：　罗马尼亚东北部的雅西市是著名文化名城，齐奥塞斯库决定要在这里建设一座重型机械厂，并下令安装一台万吨水压机。他不考虑这台万吨水压机的造价和大型钢锭的运输问题（每个钢锭重450吨），硬让工程上马。罗方决定从中国购买一台万吨水压机。水压机运到雅西后，请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负责安装。万吨水压机在安装期间，齐奥塞斯库就要前来参加工厂落成典礼。这急坏了当地的领导，他们要求中国专家设法救急。中国专家设法把水压机装上，但警告说只能按一次按钮，如按两次就会把机器搞坏。齐奥塞斯库进厂后，厂领导向他汇报说，按照他的指示工厂已全部投产，请他启动万吨水压机。结果，齐奥塞斯库在众人的欢呼声中高兴地站在水压机前用右手食指按动了电钮，水压机咔嚓一声轧了一下。齐奥塞斯库十分得意并发话再装一台万吨水压机。齐奥塞斯库走后，已“投产”的万吨水压机被拆开，重新安装。　　斯洛博齐亚化肥厂：斯洛博齐亚市位于罗东南部多瑙河平原地区，是农业区。20世纪80年代初，齐奥塞斯库夫人埃列娜到此访问时“灵感一动”，下令在此建立一座大型化肥厂。尽管这样的化肥厂在罗马尼亚已有不少，化肥产量能满足国内需求并有出口能力。斯洛博齐亚化肥厂第三期工程是1984年第二季度开工的，投产总额为23亿列伊（20世纪80年代罗马尼亚的外汇比价约为：1美元兑换12—14列伊）。花外汇买来的设备安装完毕也无法开工，因为缺少天然气。工厂领导只好请求上级调拨天然气。结果一等就是5年。机器设备闲置不动，就会损坏。厂方只好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对设备进行维修、保养，为此他们白白花费了10亿列伊。由于解决不了天然气供应问题，这座化肥厂就“自生自灭”了。　　核电站：建在多瑙河畔的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是罗马尼亚第一座核电站，这里计划安装5台发电能力各为70万千瓦的机组，设备从加拿大进口。在第一台机组从加拿大进口后，齐奥塞斯库擅自决定其余的机组由本国自行制造，而且每台的造价不得超过100亿列伊，即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所报价格的一半。罗工厂企业只得自己动手制造。但罗本国工业尚不具备生产核电设备的水平，投产期只得大大向后推迟。该核电站第一台机组是在齐奥塞斯库死后第七年，即1996年才投产的。　　小型轧材厂：齐奥塞斯库作出了让全国40个县每个县工业年产值达到100亿列伊的决定。罗经济界人士认为，这样做没有考虑每个县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强行把各地的工业产值拉平。罗西南部的梅赫丁茨县虽已建成一座大型化工联合企业，但工业产值还上不去。县领导决定根据齐的指示建设一座年生产25万吨轧材的轧材厂，1979年开建，1987年建成。1988年全年只轧了17630吨小型钢材。齐奥塞斯库得知后十分高兴，下令再建一套轧制20万吨钢材的生产线。第二年新生产线投入使用。1989年全年该厂只生产了48626吨钢材，即实际生产能力的10.8%。　　错误的经济政策，使老百姓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在20世纪80年代，罗农副食品供应的紧张程度是这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未有的。群众日常所需的鲜肉、熟肉、奶制品、蛋类、食油供应极为紧张。人们需要排几个小时的队才能买到。许多妇女和老人凌晨就开始在副食店前排队希望能买上一些肉，但不少人排了数小时的长队，结果还是什么也买不到。咖啡是罗马尼亚人的必须饮料，但商店一直无货。走后门能搞到，但价格要翻几番。从1987年下半年起，市场上的药品供应也开始紧张起来。药店门口，人们也排起长队，许多药品长时间无货。　　罗马尼亚冬季严寒，冬季民用煤气、暖气和电力供应不足也给百姓生活带来更大的麻烦和问题。老人、孩子受冻，生病。医院的病房、产房、手术室因得不到适当温度而无法进行正常的医疗手术。燃料的短缺也使公共交通受到影响。　　弄虚作假成风　　在20世纪80年代，罗马尼亚党政机关自上至下浮夸、作假成风。　　齐奥塞斯库宣布1989年罗全国粮食产量是6000多万吨，实际只有1823万吨。小麦每公顷的实际产量为3170公斤，虚报的产量是8160公斤；玉米1913公斤，虚报16500公斤；大豆440公斤，虚报8100公斤等等。弄虚作假竟成了时尚，如实反映情况会遭到批评和排斥，甚至会丢官，而说假话会受到表扬和重用。齐奥塞斯库每到一工厂参观，事先都要作充分的准备，全厂提前三天停工，打扫卫生，装点门面，张贴标语，还要挂出反映生产成绩如何“蒸蒸日上”的报表。布加勒斯特“八月二十三日”工厂是齐奥塞斯库常去的地方。齐奥塞斯库指示该厂要实现发展生产的“高速度”，每年生产1万台电机。实际情况是当时的所有东欧国家加在一起，一年才能生产1万台这种电机。齐奥塞斯库在一些工厂还要参观职工的食堂。从电视上看，所参观的食堂饭菜花样比饭店还丰盛。实际情况是，由于市场副食供应极差，多数工厂的食堂已关了门。1987年前苏联领导人葛罗米柯在访罗时曾参观布加勒斯特一家国营食品店，看到商品丰富，购物者装满了塑料袋。苏联人一走，这些购物者立即把自己手中的塑料袋交给站在一旁的罗内务部军官。原来，排队的人都是内务部指定的人，商店里丰盛的蔬菜和食品也是在苏联客人来之前临时摆上去的。　　在罗马尼亚本国的经济困难、市场供应十分紧张、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下，齐奥塞斯库却大言不惭，谎话连篇。1989年4月19日在为庆祝罗马尼亚还清全部外债的群众大会上，齐讲话说：“罗马尼亚是在确保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还了外债的。”还说，到2000年罗将成为一个“在各个方面都十分发达的国家”。他甚至说，在本世纪末（指20世纪末）罗马尼亚将开始实施共产主义的工作和生活原则。听了这些，罗马尼亚人真是哭笑不得。　　1988年齐奥塞斯库70大寿时，罗马尼亚报刊大肆宣传齐奥塞斯库著作在国外出版的盛况，罗报刊报道说在维也纳、纽约，以及在加拿大、土耳其等国都出版发行了齐的著作。知情人说，这是罗马尼亚派人出了重金买下了出版权。　　1989年10月8日他在未通知手下人的情况下到布加勒斯特几个大的副食商场视察，看到那里的货架上空空如也。他十分生气，批评了有关部门。两天后，他在打了招呼的情况下再到这几家商场视察，看到那里的鲜肉、熟肉、奶制品花样繁多，十分丰富。他认为是他的“视察”使市场供应发生了变化。但他走后，农副食品又从货架全部撤掉。　　（本文两位作者先后为新华社驻罗马尼亚首席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过度追求福利必然要损害福利

看五一国际劳动节世界劳工大游行有感！

历史总是相似的

当我们看见1989年12月布加勒斯特那些疯狂的人们啊，我们不得不想起1789年7月14号巴黎街头的狂热的革命者，——相差200年，却是多么相似的两副画面啊？
而且，相似点还不止在此。1789年，法国人民在反宗教、反封建的狂热作家的煽动下疯狂起来，他们拿起武器，在几个小时内便夺取了政权。1989年，罗马尼亚人民在西方反社会主义势力的煽动下和匈牙利社会主义政权倒台的影响下，狂热地在布加勒斯特街头攻击齐奥赛斯库。这些事件一刺刺的应证了孟德斯鸠的名言——专制制度就像路易斯安那的野蛮人，如果他想要吃到树上的果子，他就把整棵树砍倒（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专制制度就是这样自己摧毁自己的。
如果有人想要推翻美国政权，那么很简单。美国法律规定美国每4年依法进行一次和平的革命，如果想推反美国现政权，那就得在下次选举的时候战胜政敌，这就是美国的革命，每4年一次的革命。
如果有人觉得这种革命不够刺激，要撰文咒骂美国社会，好吧，你骂吧，美国没有出版限制，你尽可以骂。但是，你不要忘了，出版自由是对于所有人而言的，当一个人攻击政府和社会的时候，很可能有其他人撰文保护政府和社会。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一种有关治国的理论除非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否则是不会轻易被民众接受的，而美国过度地方分权的政体保证了一种理论再上升到国策之前能在一些地方上获得充分的检验，因此美国社会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远远胜于世界上其他地方。我们知道，美国有很多州至今禁止学叫教授进化论，因为这个理论违反他们的宗教。
但是，在18世纪的法国，或者齐奥赛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情形就不同了。由于完全没有出版自由，政治生活完全消失，于是人民只能从那些胡言乱语的非法言论中找到对当前社会不满的认同，并从这些胡说八道的理论当中获得政治教育。于是人民在专制统治下忍受了很久，一但他们不愿再忍受暴政，他们便集体的、毫无相反行动的疯狂起来，使整个社会在瞬间坍塌。这就是1789年7月14号在巴黎和1989年12月在布加勒斯特发生的事情。在那样的社会里，虽然表面上看来比美国社会更保守，但是疯狂的想法却被灌输入人民的头脑里，一但时机成熟，这些疯狂的想法就会突然发作，使社会不再有任何秩序和安宁可言，或者说，社会本身已经不从在了，只剩下一群疯子在街头大喊大叫。
今天中国人所受的政治教育，是来自两方面的。一方面正是前面所说的西方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教育。现在几乎任何攻击党和政府的文章都可以随意流传，随便用搜索引擎艘艘就是这些东西，而是出现在各个知名网站上的。另一个方面便是愤青带给国民的教育了。将来中国人的治国理论，已经都在这两种政治教育当中了。而共产党，这各政权是必然要灭亡的，他已经同中国人所受的政治教育完全脱节了，也就是说这各政权已经完全丧失民心，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