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人为什么无法开创伟大的事业？

很久以来，支那社会是个腐朽不堪的社会。支那人自私、肮脏、奴性十足，他们只满足于自己的蝇头小利，而从未开创过值得称道的事业。

为什么呢？

伟大的事业，往往不是个人的事业。一项伟大的事业或许由于某个个人而显得耀眼、光彩，但是这并不表示伟大的事业总是个人就能完成的。事实上，惟有团队的协作才能使整个事业发展起来。
要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必须要有众多的资源，而个人无法单独满足这些要求，如果没有个人与个人之间联合的力量，便不可能有各种必要的要素的重组和配合。
另一方面，人有一种自顾自的倾向，对于那些要很久才能取得利益、并且随时有失败风险的伟大事业，人们往往不敢贸然参与，不过这并不能作为支那人无法开创伟大事业的理由，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的民族，开创伟大事业的雄心都远甚于支那人。
支那人之所以无法开创伟大的事业，恰恰在于[b]政治生活的消失[/b]。
如前所述，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人们互相之间的配合、帮助乃至服从。难以想象一群乌合之众竟然能够使一项事业变得伟大。有人可能要指责我没有注意到伟大的法国大革命是由一群“乌合之众”发起的。我承认法国大革命的伟大，也承认法国大革命的群众是在没有在政党的领导下自发的进行了斗争，但是大革命光辉的外表下，法国人的自私立刻就暴露出来了。革命者不是互相协助，而是互相攻击，互相给“革命同志”挖坑下套，即便把自己的同志推上了断头台，他们也还不死心，他们继续寻找下一个可以因为鸡毛蒜皮的事情而上断头台的人。我敢说，任何一个政党当中最邪恶、最自私的人也不会做出法国的革命群众那样凶恶的事情出来。
在法国人毫无理由的互相厮杀以后，一个比被他们推翻的专制王权更专制的人上台了，这就是拿破仑。法国大革命开始的初期充分地体现了他的伟大，但是在后期，这种伟大便变成了疯狂和自私，以至于法国人自己都开始怀疑起革命来了，他们最终选择终止革命和伟大，并且心安理得的让拿破仑这个独夫上台。这种局面，按照某派历史学家的讲法，认为是革命的失败、伟大的失败以及自私和独裁的胜利未尝不可。

一项事业之所以伟大，往往是由于这项事业的不确定性，或者叫做这样事业的巨大风险。别人不敢做，你敢做，并且做成了，于是人们欢呼你的伟大。有一派视杨佳为英雄，正是基于这种思想；那些懦弱无能的人，怎能理解杨少侠的英勇气概呢？

有一种伟大可以教会人民所有的需要开创伟大事业的本领，这就是政治结社的自由。在一个开放政治结社的社会里，政治结社是所有伟大事业当中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伟大事业。没有一项伟大事业是不需要巨额资金投入的，而政治结社却只需要一个人交纳很少的党费，并且他随时可以退党；而且，也只有在政治结社当中，人们才能学会如何与人为善、如何说服他人支持你的动议、如何必要的时候服从他人和协助他人、如何动用可以动用的各类资源……。不久他们就会发现只有联合的力量才能使一个团队变得伟大，而一项所谓事业所需要的种种素质，都由于这种联合而使人们受到了教育，使人们勇于去开创伟大的事业。

实际上，一个政治很少的社会里，其他的结社也必定很少。没有政治结社带来的教育，任何其他的结社都很难有效地组织起来。

在支那历史上，只有五四时代有这种政治结社，其结果是引发了毛泽东领党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场真正伟大的革命，由一个真正伟大的团队的领导。文革的结社最终以失败告终，因为那种结社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的，那些人只是满足于武斗和批斗，而政治结社的本来目的是向人民宣传政治主张，而不是去一群人去打倒另一群人。文革更像是法国大革命，而不像美国的结社。

我们还可以看看今天支那那些愚昧的“民运”。他们从来都不懂得如何进行政治结社，因为他们没有受过那种教育，他们始终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从来没有打算联合起来，甚至连一个政治组织应有的组织方式都完全不懂。他们搞“民运”只是出于愚昧罢了。

因此支共政权必然要倒台，但这并不是因为民运。没有民运份子支共也得倒台。这种倒台绝非是由于支那人民的伟大，而是由于他们的愚昧。他们受了很多苦，他们忍着，但是就像俗语讲的，瓦片也有翻身日，他们总有忍不住的一天，而杨佳、邓玉娇这类案例恰恰说明已经有人忍不住了。

因此将来支那的命运，更像是1789年暴乱的法国，而不会是1949年那么有秩序的红色中国。我们还可以讲，支那人是极端愚昧的，他们对于他们所受的苦，无非是归究于支共的贪官污吏罢了，换而言之，支那人之所以忍不住，是由于专制制度[b]暂时性的[/b]弊病，而不是出于对自由民主的热爱，一但这种暂时性的弊病消失，支那人很快又会投入专制制度的怀抱，不是有很多支那人非常欣赏毛泽东时代的清廉政府吗？

至于说现今那些完全没有受过正确的政治教育、纯粹胡言乱语的那些人，他们除了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以外，也就没有什么别的出路了。